2019-10-20
信阳地区位於河南省东南，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在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於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造成了这一地区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发生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叁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汤。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信阳的浮夸风●
一九五八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山查】（作一字看）岈山一带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地委同意了，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不久，毛主席提名称人民公社，【山查】岈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在一九五八年夏收中，当时在【山查】岈山人民公社坐镇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叁千二百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七千叁百二十斤的更大浮夸典型。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根本不可能。於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後，《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麽了号外。从此以後，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於是浮夸风越刮越大，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硬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六千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行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叁百斤。
到一九五九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大面积歉收或无收。我在八月初主持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人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後，召开常委会纣论。当时地委九个常委中，八个人认为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比一九五八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七十二亿斤，而一九五八年不过五十六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叁十多亿斤，最多超不过四十亿斤（後来证实只有二十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一九五九年八月底九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後，省委仍按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标准徵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十六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徵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後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於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後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於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怛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的生活问题，然後有甚麽问题再解决甚麽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徵购了七百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须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後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後，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後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边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开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二十叁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剩下的叁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的人，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会上及工作中的言行，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山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此後，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在办公室看书报，甚麽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甚麽，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甚麽，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而他们都是饿死的，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饿死人震惊了中央领导●
到一九六〇年二月，路宪文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九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二十万到叁十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後得知，郭处长回去後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叁个月的调查□解，越查间题越严重，最後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後，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县委是支持你的。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後，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於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兼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住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逃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麽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甚麽，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用亲身经历的事实批驳吴芝圃的谎言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说，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了你了，我们给你平反。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甚麽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馀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
这麽多干部怎麽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於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於是，在事後的补课运动初期就把我划为「糊涂人」，而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後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一九五八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一九五八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信阳事件中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麽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麽听话，多麽遵纪守法，多麽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百年潮》199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