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1
备受关注的杨伟东受贿案判了。
杨伟东，原阿里大文娱轮值主席、优酷总裁，自2018年12月因经济问题配合警方调查至今，已过去两年，当时曾震惊整个文娱圈。
《判决书》指出，2016到2018年，杨伟东以职务便利收受贿赂款人民币800余万元；令人咂舌的是，他当庭自曝每月花2万多元供养情人；最终杨伟东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被没收财产人民币200万元。
据媒体报道，杨涉案与其在2017年以4.2亿元向某公司采购的《木槿花西月锦绣》影视剧项目有关，该剧后来历经过改名。
从企业高管到阶下囚，杨伟东的快速陨落发人深省。由此案引申开来，影视平台采购贪腐丛生的问题再次被摆上台面。
近年影视采购受贿案频发，电视台更是重灾区
事实上，影视平台采购环节的腐败案在近年屡屡见诸报端。
自2012年以来，互联网视频平台、电视台共计有不下十几位的“台长级人物”因涉受贿案被抓，且最少涉案金额都在百万元以上。其中，电视台更是重灾区。
常年来，电视剧购销与工程建设、广告投放一起并称为“广电系统三大腐败重灾区”。影视项目采购费用高昂，决定了此领域为“吃回扣”的大户。
早在2014年，辽宁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就因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在职长达数十几年间（1999年至2012年），他曾因拥有电视剧订购决定权收受制作人、发行人贿赂人民币571万元，业界哗然。
2016年，“安徽电视台腐败窝案”更是在全社会引发激烈讨论。安徽台向来是电视剧大台，曾经3年时间便花费24亿余元采购电视剧高达327部，夸张时候每天连播十几集电视剧！然其“疯狂购剧”的行为实则是权钱交易的结果。
从原台长张苏洲、原副台长赵红梅到原总编室主任肖融、原节目购销中心主任陶东昕等20余位领导，在购剧过程中该台“从上到下”全员受贿，金额最小的也在百万元以上。8年间（2006-2014），张苏洲受贿1139.6万元人民币，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4年。
2017年，“江苏广电购剧窝案”致领导班子集体沦陷，同时牵连到30余家影视公司参与行贿，其中不乏行业龙头公司。
据悉，2005年至2014年间，采购部副主任江红非法收受受贿款折合人民币共计846.969万元，采购部主任张彦共收受他人“审片费”合计206万元，而这两人正是当年推动江苏卫视“大剧独播”晚间剧场成为卫视品牌剧场的核心人物。
时间回到今年6月份，曾推动《欢乐颂》、《三生三十里桃花》等热播剧登陆卫视荧幕的浙江卫视总编室主任陶燕东窗事发。她因投资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项目时违法收受488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电视台之外，与杨伟东级别相近的互联网大佬近年也深陷受贿案漩涡。
2015年6月，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春宁被深圳警方带走，他被控涉嫌两宗犯罪事实，第一宗指控为干涉电视剧《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评级并从中受贿143万元，第二宗是他在采购《宝贝》、《兰陵王》两部剧时受贿70万元。
2016年，与刘曾共事腾讯同一团队的前总监岳雨因受贿罪被执行有期徒刑9年；同年2月，前优酷土豆副总裁卢梵溪涉嫌违法犯罪被警方带走，警方认为其在负责自制影视剧项目时财务上存在疑点。
此番杨伟东被押上法庭，引发了社会对影视剧采购领域腐败的高度关注。无论传统广电系统的电视台，还是新兴的互联网视频平台，抓反腐问题都时不我待。而在种种血淋淋的教训面前，我们首先要厘清的是采购领域腐败频发的成因。
影视采购乃买方市场，决定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为何影视剧采购过程会滋养腐败？
首先，我国影视剧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早在2011年，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就曾披露，我国电视剧产量世界第一，但受播出平台容量所限，大部分影视剧无法播出，且作品数量多而质优者少。
据广电总局数据显示，2011年-2015年我国电视剧生产总集数维持在1.3万-1.8万集之间，但每年播出的电视剧剧集总额却仅有9000集左右。
当一个市场供大于求，拥有采购决定权的电视台就成了“大爷”，没有议价能力的影视剧制作方们为了讨好“大爷”，拿到平台播映的优先权，一些耍小聪明的“暗箱操作”手段就层出不穷了。
从卫视方、视频网站方的角度来看，如何评价、筛选影视项目，各平台也许会有一定的衡量标准，但最终拥有决策权的往往还是台长、总监等最高层领导，而这就给基于人情的“暗箱操作”充足的空间。
当“一部电视剧到底能不能播”的最终拍板权落在少数人手里，制作方人员难免想通过攀关系、讲人情的“走捷径”手段来卖项目，而拥有权力的高管一旦把持不住诱惑，徇私枉法，就坠入行贿受贿的深渊。
一来二去成了“熟人”，通常类似的行为就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连环作案”，这也是为什么如原安徽台长张苏洲会接连受贿巨额数目的原因。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越是大型的影视项目发生行受贿行为的几率反倒越高。其原理是，越是制作成本高的影视剧，如不能在大型平台播出付诸的亏损代价越大。
因此，这种大制作项目在与电视台对接时常常“公然”将回扣数额也列入项目书中，软一点的方法，则是拉拢平台领导挂名项目的制作人员名号，以“发工资”的方式软性行贿。
江苏广电、安徽广电的行受贿之所以酿成“团体窝案”，与大项目多样手段、丰厚利益输送不无关系。小电视台方面，虽行贿数额不及大电视台，但不能改变行贿行为的实质，所有的“暗箱操作”行为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针对行业乱象，一方面，我们要放开卫视、互联网视频平台充分竞争，尽快建立影视项目采购的评价体系和监督机制，以内容质量挑选精品项目，合理定价以杜绝项目中“人情买卖”灰色成本的空间；另一方面，要极力加强反腐败工作，用监督措施净化行业环境。
陕西文化投资集团董事长王勇曾说，“我国的电视剧产业更像是一个圈子，而不是一个成熟的产业市场。”希望行业能早日摆脱“圈子”的桎梏，优化市场供需结构，让文娱圈经济犯罪活动无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