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可怕，叫企业家商人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商人长期处于鄙视链的底端，以“士农工商”为阶级划分的末商主义让许多人耻于为商。其本质原因还是商贾眼中的金钱观与中央集权统治者眼中等级森严的礼乐集权观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当有了一定财富积累的商贾企图重新阶层分化时，被动了奶酪的士大夫阶层便只能将其置之于死地以达到社会封建秩序的稳定。纵使后来的商人地位与价值出于种种因素实现了飞跃，例如士绅、城镇经济的崛起，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等。

 

但历史遗留下的创伤却让商人群体长期处于缺乏安全感的境地当中，直到现在仍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商人自身的生态位决定了其的选择压，其延续了数千年的用累积金钱来弥补政治上所缺乏的安全感的传统，让他们的目光往往聚焦于短线，长期玩只分盈亏、输赢的有限游戏。

但商人们为了生存，只能获利；为了获利，只能精打细算，追逐每一笔生意的利润最大化。而财富的增加恰又是利润最大化的最好佐证。可是金钱在他们那里的积聚却鲜能给他们带来应有的幸福感，取而代之的是天性里被激发出的警觉感。

因为历史的经验一直警告着他们：财富并不代表着地位，政府的一纸公文往往会让金钱瞬间变为粪土，灰飞烟灭。

就幸福感的维度而言，商人其实是悲剧的。一生辛劳逐利却鲜能带来的一世的幸福，正如现在许多商人将资产配置在豪宅、豪车上一样，炫耀是一方面，但他们更渴望的是用物质生活的富足尽量弥补精神上的安全感缺失。可是幸福的逻辑似乎并不是马斯洛需求理论所能解释的，和一代代商人开着一个永远循环往复着的玩笑。

 

相比之下，企业家却并不是这样的。满怀激情的他们抱着“终身创业”的热忱全身心投入企业建设与社会建设中，在回馈社会的同时顺便赚钱。不可否认企业的首要目的是盈利，再大的责任也要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之上。

但企业家的第一使命却不应该只是实现财务自由，而应是塑造企业核心价值观，将企业引导到创造社会价值的轨道上来，将企业打造成为重视无限游戏、基业长青的常胜将军。身担重大责任与使命的他们，却大都享受通过经营企业来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是那些虽早已实现财务自由的商人所很难体会到的。

 

赫尔曼西蒙曾提出过“隐形冠军”的概念，及一个国家要想取得出口成功，的确需要大公司。但如果想做到表现超群，必须依靠那些拥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的强大，自然也就离不开企业家精神，这也正是为什么国家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原因所在。

 

但就现状而言且，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商人多，企业家少；会做生意的人，能考虑到为社会谋福利的人少；善于玩有限游戏的人多，敢于玩长期无限游戏的人少；想通过经营企业实现财务自由的人多，真正热心投身于企业、社会建设的人少。这种企业家商人化的趋势定会是可怕的，只会让中国未来的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在中“中等收入陷阱”中越陷越深。中国多商人与外国多企业家的差距，从宏观层面，可能正反映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这种差距在创业层面便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不止一次看到过许多大学生将创业视为他们的职业首选。我便很好奇地问这群似乎满脑子只有理想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创业。“上班能赚几个钱，创业只要有一个好的模式，IPO一下就立马财务自由了。你看那摩拜单车的胡玮炜、美团的王兴不都是这样的吗？”他们所谓的创业，只是一种建立在盲目崇拜赚快钱的焦躁心态上的幻想罢了。

 

我真特别想告诉他们，你们把创业与做生意赚钱的概念混淆了。你们如果创业仅是为了钱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创业的好，因为那结局可以预料到注定是死亡。创业，是培育能担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的，而不是培育会赚钱的商人的。明白自己的初心与使命所在的创业才是有意义的创业。反观国外的大学生，很少有积极主动挑战创业的。这并不代表他们缺乏勇气与激情，反而体现出他们对创业充满了敬畏之心。当我问起他们为什么不热衷于创业时，一名学生的回答掷地有声：“人生能轻言创业吗？没有足够过硬的好的产品与技术，你凭什么创业？”我一时语塞。

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之路道阻且长，目标艰巨而又迫在眉睫。敬畏创业，珍重企业家精神，方能让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走得更加平稳、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