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于城市(化)研究源于西方,所以不得不先强调一下,城市化这个概念在西方语境里,是有量和质两个方面的。量的方面就是客观上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需求)的扩张;质的方面是人们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比如在业余生活方式等等。某些南美城市就有非常高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比例很高),但是基础设施薄弱,从质的方面远远不及同等城市化率的发达国家城市。所以城市化当然无法代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经济快速发展,人口集中,市场主导等等所产生的问题中提到的很多现象在西方城市化过程中都是经历过的。比如在工业化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几个发达国家都有过相似的过程。
但是很多现象的深化却是在中国特定体制下的产物,比如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和乡村从各个方面被严格界定,导致很多自然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城市化中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受到明显制约。另外,在中国,很多城市化现象都是“政府大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客观经济增长带动导致的,比如为了追求城市化率,有些城市只是单纯将农村人口划归为城市人口。
不得不说的是,城市化在目前是一种从客观来讲无法避免的趋势。但是从国家发展战略来讲,从建国开始,出于战略思考(农村包围城市),宏观的政策是有一定偏向中小城镇发展的。中国的城市发展最快的阶段,也不过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些年,开放的经济政策以及市场经济主导发展规律,并且经济先行的发展模式和政策偏向,导致了城市和乡村的两极发展。
个人愚见认为,从宏观角度讲,只要经济先行仍旧存在,那么对于城市毫无保留的投入就会阻碍乡村的发展,因为政策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体制下,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二元制瓦解,或是城乡一体化被提上议程,只要一切以经济利益为最优先,官员以经济发展为政绩指标,那么这种差距就很难缩小。
但是很多现象的深化却是在中国特定体制下的产物,比如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和乡村从各个方面被严格界定,导致很多自然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城市化中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受到明显制约。另外,在中国,很多城市化现象都是“政府大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客观经济增长带动导致的,比如为了追求城市化率,有些城市只是单纯将农村人口划归为城市人口。
不得不说的是,城市化在目前是一种从客观来讲无法避免的趋势。但是从国家发展战略来讲,从建国开始,出于战略思考(农村包围城市),宏观的政策是有一定偏向中小城镇发展的。中国的城市发展最快的阶段,也不过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些年,开放的经济政策以及市场经济主导发展规律,并且经济先行的发展模式和政策偏向,导致了城市和乡村的两极发展。
个人愚见认为,从宏观角度讲,只要经济先行仍旧存在,那么对于城市毫无保留的投入就会阻碍乡村的发展,因为政策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体制下,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二元制瓦解,或是城乡一体化被提上议程,只要一切以经济利益为最优先,官员以经济发展为政绩指标,那么这种差距就很难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