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1 19:16:21
我于2003年的确去四军医大两次并在西安顺便拜访了司教授两次。我只给司教授送了一点成都的小特产，总共不到100元钱。因为司教授作为一个长辈，他也是我导师的好朋友，按中国人之常情，带点家乡小特产也是对长辈的尊敬。
后来司教授在网上也公开承认，我送他的礼物在成都不到100元，谈不上“重礼”。
2003年，我在接到司教授对两篇论文质疑信件后，我发现司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有很多误解。因此，我想通过在西安面对面的交流，更好地让司教授了解我的研究内容，了解其论文的设想以及实验的详细情况，力争减少我们之间有关学术上的不必要的误解。
至于司教授在公开信中提到的100万的科研经费，在我与司教授的交流过程中间，司教授谈的最多的是西部的科研人员缺少科研经费。司亲自带我参观了他的实验室，我看他的科研条件的确比较差。在我与司教授的交谈中发现他是一个很想作研究的人，我很同情当时他的科研条件，我也不明白司教授为什么多次谈到他缺科研经费是什么目的，我考虑到曾经与同在西安的四军医大成功共同申请了一项145万的国家项目（也就是司教授2001作为二审专家反对的项目），于是我建议与他们一起合作，发挥他们病理学的一些优势，做些研究，以便能将来有更好的苊共同申请一些大的项目，例如100万以上的项目，司教授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很高兴。后来，我发现与司教授很难沟通，主要是由于缺少共同的科研兴趣，这件事就不了了之。没达到预期目的也可能是司这次写公开信发泄对我不满的原因之一。
我没有找任何院士、领导等给司教授施压，阻止其发表对我论文的评述文章，司教授的两篇评述文章最终没有在杂志上发表，可能是由于在他的评述文章中许多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不准确的、错误的或没有实验依据的，也有的属是一般常识的问题。评述文章能否发表关键在编辑部，特别是Nature Medicine这样的杂志不轻易发一般评述的文章。
我和司教授长期以来结下的个人恩怨
早在96年我刚刚从国外回来，建立新的肿瘤生物治疗实验室，司履生教授当时亲笔为其一位陈姓同学写了一封推荐信，并经过当时的华西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老师的引荐，希望我接收这位同学在我的实验室工作。但我考虑到自己也是学病理的，希望要分子生物学或者生化方面的人才，于是拒绝了该同学的申请。陈姓同学后来在华西医院移植免疫学实验室找到了工作。后来别人讲，司教授感觉很没有面子（见附件材料：魏与司的个人恩怨）。后来，我在98、99两个年度的国家基金评审中，担任评审小组的组长/副组长，司教授课题组的研究申请两次都上了初线，但后来二审专家组没有通过其申请，司教授由此怀疑可能是由于我不支持，导致其基金申请没有通过，进一步对我产生了看法。而在2001年，当我与同在西安的四军医大研究小组共同申请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时，司教师作为二审专家，为了报复我，他坚决反对该项目的通过，但最后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该项目的申请。在我的论文发表三年之后，即2003年，司履生教授分别给中华肿瘤杂志和Nature Medicine杂志编辑部写信，对我的两篇论文提出不同的看法。当时，我按照杂志社的要求，逐条对司教授的提问进行了答复（见附件2，魏于全回答Nature Medicine以及中华肿瘤杂志编辑部转来的司履生教授去信提出的问题）。但后来，可能是由于司教授提出的问题提法本身就是不准确的、错误的或没有实验证据支持的（见附件2，魏于全回答Nature Medicine以及中华肿瘤杂志编辑部转来的司履生教授去信提出的问题），编辑部看了双方的来信，作出了拒绝发表双方的来信的决定。2003年我去西安拜访司教授时，司教授多次谈到他缺少科研经费，我建议合作，发挥双方优势，共同申请大的项目。后来我发现与司教授很难沟通，主要是由于也缺少共同的科研兴趣，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司教授多次在西安交大的多种场合包括在课堂上，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这次司教授看到我校丘小庆教授事件在新闻媒体上炒作，司教授也想借此机会，对我进行攻击，于是把给中科院的公开信发送给国外的新语丝网站，不顾事实，公开对我进行中伤。从司教授这封公开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我带有个人色彩的烈的怨恨情绪及人身攻击，无论从公开信的形式还是内容上看，其发公开信的根本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讨论学术问题，而是假借讨论学术之名，对我行中伤之实。
